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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3日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我国著名的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院士——已经八十高龄的“农民代言人”——带着呼吁政府进一步提高粮食收购价、维护中国农民利益的心声进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。在谈到政府对种粮农民补贴时，袁隆平认为“现在是按田亩补贴，这对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，作用不太大。”他建议，田亩的补贴方式可改为产量的补贴方式。(3月5日长沙晚报)
袁隆平这个建议，说出了许多农村干部的心里话，非常符合实际。本来，国家实行财政粮食直接补贴，目的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，这个积极性应该有两层含义：一是“我要种粮”，二是“我要好好种粮”。在农业生产资料涨价、粮食销售价格低迷的形势下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自然不高，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谁还愿意种粮？政府给粮农一定的补贴对激发农民“我要种粮”能够起到鼓励的作用。但直补领过几年后，产生了一个新问题：种好种坏甚至不种所得到的补贴是一样的，形成了粮食补贴“大锅饭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势必挫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，莫说“我要好好种粮”，就是“我要种粮”也被一些粮农打了折扣，不利于粮田面积的稳定和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。
如果按袁隆平的建议，把田亩的补贴方式可改为产量的补贴方式，对不种粮，就让他得不到补贴，有增产潜力不精心经营的，让他少得补贴，而对那些高产的和种粮大户，给予高额地补贴。再加上像袁隆平所说的“政府高价收粮”，就会刺激粮农“我要好好种粮”的积极性，就会出现袁隆平所分析的“农民就会尽量高产，越高产他收入越高，收入越高，投入多，肥料啊、管理啊等各方面都跟上来了”，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，才能体现实施粮食补贴政策的初衷。
以往，相关部门把眼睛过多地盯在了国家的粮食直补政策是否被乡村截留、挤占、抵顶债务上，在一些人看来，只要国家下拨的直补款能如数地发放到农民手中，就算政策落实到位，至于这项政策在实施中发没发挥效用、发挥多大效用，容易出现哪些共性问题，需不需要调整政策，很少有人像袁隆平这样关心和研究。那么，为什么袁隆平能够看到想到，并能提出有效对策？说到底是个责任心问题，是对“三农”尤其是粮农的感情问题。其实，不能把国家政策有效地兑现给真正种粮好好种粮的农民，就不是真正地关心农民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，算政策效用大账，其危害性不比截留、挤占直补款差多少。
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指出：在连续6年增产增收之后，更要毫不松懈地抓好“三农”工作。继续实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，增加农资综合补贴、良种补贴、农机具购置补贴，中央财政拟安排补贴资金1335亿元，比上年增加60.4亿元……这些惠农政策有个如何有效实施的问题，如果袁隆平的建议能够被采纳，加上“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”的配套政策，就会使农民尝到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实惠，相应地就会刺激农民“我要好好种粮”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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